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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的秘书政治贤佞程度能左右一朝代兴亡

发布时间:2021-01-11 16:28:53 阅读: 来源:火柴厂家

中国古代的秘书政治:贤佞程度能左右一朝代兴亡

秘书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。近年来落马的官员中,人们尤其关注那些曾做过高层领导秘书的官员。在媒体报道中,经常出现秘书案发带出腐败官员的事件。“秘书腐败”亦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。2014年4月24日的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全文刊载了习近平总书记20年前的一篇谈话稿《秘书工作的风范——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》,指出秘书要努力做到“五不”:不自恃、不自负、不自诩、不自卑、不自以为是。

秘书即辅助领导处理政务、撰写文书和办理其他交办事项的职务,这个职位在我国源远流长。商周时期的太史寮就是专门的秘书机构;秦统一后设御史大夫一职,“受公卿奏章,掌天下文书”,实际就是从事秘书工作;汉代有执行秘书职能的“文法吏”,履行撰写文书、保存档案、行使秘书等职能;到了南北朝时期,很多中央职能部门都设置“记室”,就相当于现在的秘书科,此时的秘书已经有了编制和职称;唐宋时期为加强中央集权,各个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不能再自行招募秘书,必须要由朝廷指派;到了明清时期,地方事务越来越多,指派的秘书已经不能满足需要,于是很多知府县令都聘请“师爷”,也就是私人秘书。

我国古代,如尚书令、主簿、中书郎、军中文书、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、知府幕宾等都可称之为秘书,他们为皇帝或官员起草文书、整理文件,并有提出意见的机会。其官职虽不是很大,但却非常重要,很多宰相等重臣都是从秘书岗位上起家的。回顾历史可以发现,秘书的贤佞甚至能左右一个朝代的兴亡。秘书除了要有好的文采,更重要的是,秘书一定要“讲政治”。

话多 抢风头 没有好下场

秘书常伴领导左右,知道的自然要比别人多,对领导的活动、行踪也最清楚。所以,秘书人员一定要有“保密”意识,切不可“大嘴巴”。

孔光是孔子第十四代孙,西汉成帝时的“秘书”。孔光“不言温室树”的典故被后世所称道。史书记载,孔光回家后从不与家人谈朝政中的事,就连家人问他长乐宫温室殿旁种的是什么树,他都拒不回答。保密是对秘书工作的基本需要,若是管不好自己的嘴巴,轻则丢官,重则丧命。

唐朝的冯涓因文章写得好而被时人所称颂。杜佑的孙子杜审权将要赴镇江担任镇海节度使时,找到冯涓,希望他同去镇江做他的秘书。当时杜审权的官职任命尚未正式下达,杜也只是私下征求冯的意见,且反复叮嘱冯涓千万不能告诉别人。冯涓告别杜审权出来后,被喜悦冲昏头脑,还是把此事告诉了朋友。杜审权看中冯涓的才华,但没想到他竟如此浮躁浅薄,于是改变了纳冯涓为其秘书的决定。文章冠绝天下的冯涓终其一生仕途都没有什么发展,这恐怕就是他“大嘴巴”的代价吧。

张廷玉是清代雍正皇帝一直宠信的重臣,被称为“第一宣力大臣”。他在朝为官50余年,主要工作是担任皇帝的机要秘书,最主要的贡献是建立并完善了“奏折制度”和军机处的各项规章制度。雍正五年(1727年),张廷玉患小病,雍正对近侍说:朕连日来臂痛,你们知道吗?近侍们吃惊地问缘故,雍正说:“大学士张廷玉患病,非朕臂病而何?”张廷玉之所以为雍正所倚重,正由于他的“周敏勤慎”。在皇帝身边服务,担负的又是机要文字工作,张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,因而处处小心谨慎,办事十分细致周到。他极其认同“万言万当,不如一默”,并“终身诵之”。

秘书切忌因其才华而不收敛言行,目空一切,或者锋芒毕露,爱出风头,耍小聪明,这在历史上也是有前车之鉴的。

东汉末年的祢衡有过人的才气,刘表佩服其才学聘他为秘书,“文章言议,非衡不定”。祢衡恃才傲物,有一次刘表有份文件要起草,刚好祢衡外出,刘表便让其他秘书来写,几个秘书费了半天劲刚写好,祢衡回来一看就撕得粉碎,重写了一篇“辞义可观”的文章。文章虽好,却得罪了其他秘书。不久,刘表也忍受不了他的怪诞脾气,把他打发给黄祖当秘书。开始,祢衡深受黄祖赏识,黄祖曾拉着祢衡的手说:“处士,此正得祖意,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。”说明祢衡说出了黄祖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。但不久,祢衡傲慢的一面又开始显现,他不仅看不起其他人,还对“主管领导”出言不逊。黄祖以性情暴躁而闻名,一气之下就将他杀了。事后黄祖后悔不已,厚葬了祢衡,可又于事何补呢。

曹操杀杨修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,曹操奸诈多疑是杨修之死的主因,但据秘书史研究专家眭达明分析,杨修不适合做领导人的秘书,结局也可以说是“咎由自取”。作为秘书,杨修忘了自己的工作只是服从服务于领导,他处处出风头,卖弄自己的小聪明。比如曹操曾叫人建造花园,看了以后在花园的门上写了一“活”字。杨修看了,说:在门上写“活”,就是“阔”字,丞相是嫌门阔了。他竟不问曹操,擅自命人把门改窄。塞北送来一合酥,曹操在盒上写了“一合酥”三个字,杨修见了,便叫人把整盒酥吃了。曹操问他为何这样做,他答:“盒上写明‘一人一口酥’,丞相之命岂敢违反?”

若这些谜底由曹操本人揭开,一定会得到部下的佩服和尊敬,曹操或许希望通过这些“小动作”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威望,巩固自己的地位。杨修只顾自己出风头全然没有考虑曹操的感受,曹操当然很不爽。杨修的另一些行为就更有点聪明过头了,比如曹操将由汉中撤军,犹豫不决,而杨修仅凭着对曹操一个“教令” “鸡肋”一词的猜测,就擅自收拾行装,准备归程,这就已经扰乱了军心。此外他向已被曹操疏远的曹植多次泄露“魏王的训诲”,就更犯了秘书的大忌,从而引来了杀身之祸。

好秘书要敢于“忠言逆耳”

秘书确实是要服务于领导,谨言慎行,但作为一个好的秘书,绝不能只会阿谀奉承,一味讨领导欢心。若发现领导有错误和过失,秘书应及时劝谏,以避免领导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

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秘书古弼以正直、不怕得罪皇帝而闻名。公元444年春,古弼接到了一封上谷地区(今河北张家口一带)的百姓来信,反映皇家的上谷苑囿占地太多,老百姓都无田耕种了,希望朝廷减掉大半分给贫民耕种。面对上谷百姓的合理诉求,古弼心急如焚,眼看临近春耕时节,他不敢怠慢,揣着奏折,急匆匆跑进宫。拓跋焘与给事中刘树下围棋,正在兴头上,古弼进来,拓跋焘就像没有看到一样。古弼在旁边坐了很久,也没有获得奏事的机会。古弼火了,突然站起来,一把揪住刘树的头发,把他拉下胡床(矮凳子),紧接着一手拽住刘树的耳朵,一手攥成拳头打他的后背,并且边打边骂:“国家的事情没有治理好,都是你这小子的罪过!”拓跋焘十分尬尴,丢下手中的棋子说:“没有听你奏事,错误在我。刘树有什么罪过?快把他给放了。”古弼这才放过刘树,把事情奏给皇帝听。皇帝答应了古弼的请求,顺应民意,把上谷苑的一半土地分给了贫民。事后,古弼觉得自己的举动过于失礼,于是光头赤脚到官署里去请罪。拓跋焘知道了,便把他召去,对他说:“先生何罪之有?快把帽子戴上,把鞋穿上吧!今后,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,即使造次越礼,你也要去做,不要有什么顾虑!”

还有一次,拓跋焘要去河西打猎,让古弼留守京城。他给古弼发了一道命令,要他把肥壮的马送去供其打猎,古弼却尽送一些老弱马去河西。拓跋焘气得大骂,要杀掉古弼。古弼听了却平静地说:“我不让皇帝沉迷于游猎之中,如果有罪过的话,我想这个罪也是小的。如果不考虑国家的安危,而使军国乏用,这个罪才是大的。现在柔然人还十分强大,经常来骚扰我国边境,南朝的宋国也还没有消灭,我把肥壮的马供军队使用,安排老弱的马让皇帝打猎,这是为国家大业着想的,如果为此而死,我又有什么伤心的呢!”皇帝听到这些话后叹服道:“有臣如此,国之宝也!”

“忠言逆耳利于行”,领导若拥有并能接纳一个像魏征或古弼这样的秘书,把错误消灭在萌芽状态,何其幸也。但若秘书专挑领导喜欢的话说,投领导所好,虽可受宠一时,却终会害人害己。

梁武帝精通《五经》,在听朱异讲述了《孝经》和《周易》后,对左右说:“朱异实异”。 他任命朱异担任中书通事舍人,官职相当于高级秘书。朱异是很精明很有能力的人,他深知梁武帝喜欢听花言巧语,于是一味阿谀奉承,凡事都看他的脸色办理,甚至明知不对,也不劝谏,只要是皇帝高兴的、决定了的事,即使错误,他也百分之百地执行。这虽使他深受梁武帝的宠信,却给国家招来了一场大祸——侯景之乱。

当初若没有梁武帝接受侯景的投奔,当然就不会有日后侯景的叛乱。侯景来投降梁武帝时,梁武帝曾与群臣商议。群臣大多认为不能接纳侯景,理由是侯景是个“翻覆叛臣”,接受他“终当乱国”,其次梁朝和东魏是冤家对头,现在关系刚刚有所改善,接纳侯景势必会与东魏大动干戈。

恰巧此时,梁武帝做了一个“中原尽平,举朝称庆”的梦,还沉醉在梦中的梁武帝得知侯景投奔的消息,觉得这正是他完成中兴的机会。但群臣的反对使他十分矛盾,难下决心,于是把这个梦告诉了朱异,还跟他说:“吾生平少梦,梦必有实。”根据梁朝当时日益衰弱的状况,朱异心里十分清楚,甭说统一中原,就是自保都勉为其难。但为了哄梁武帝高兴,他溜须拍马道:“这是国家统一的征兆。”一个遗患无穷的错误决定就这样产生了。

人遗子孙以财,我遗之以清白

历朝历代的官场上经常出现秘书同领导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的局面。秘书的命运同他们服务的官员的利益密切交织在一起。一个领导倒下,一帮秘书进去;而一个秘书出事,也就往往预示一个领导将要倒下。领导借秘书之手做自己不能做、不敢做的事儿;秘书也正好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身份为领导出谋划策,并从中为自己分一杯羹。秘书人员能守住清廉,并会正确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是至关重要的。

孔光作为皇帝的秘书,经常会向皇帝推荐人才。但他每次荐举人才,都唯恐被荐举者得知,被荐举者不知是何人推荐,自然也就不用“知恩图报”,从根本上杜绝了公事私谢。孔光身处其位,也会有很多跑官要官者求他,他是什么态度呢?凡找上门来的,不管是自己的弟子还是朋友,一概不予推荐,以至于很多人因此结怨于他。孔光负责中央机要事务十多年,两度出任宰相,死后也备享哀荣。

东晋时期的吴隐之曾做过谢石的秘书。两晋时期官场腐败成风,而谢石又以聚敛无度闻名,作为秘书的吴隐之却能做到清廉自守,以至于女儿出嫁时,要靠卖狗的钱来做嫁资。在谢石手下做秘书,但凡“活络”一点,也不至于此。吴隐之后来到广州做刺史,也是“喝贪泉而不贪”,从而转变了广州一带的官风。

在南朝时代做秘书的徐勉也是勤政清廉、慎用权力的典型。徐勉十分勤政,加之工作繁忙,往往要隔几十天才能回家一次,连他家养的狗都不认识他了,每次见他回来都要狂吠。徐勉既感到好笑,又觉得无奈,感叹道:“我死后,如果有人写我的传记,群犬惊吠倒是件值得一记的事。”徐勉做了吏部尚书,掌握了官吏的任免大权之后,好多亲戚故旧都跑来巴结,有的甚至直接伸手要官。对这些来人,徐勉告诫他们:“只谈风月,不宜及公事。”徐勉一生十分清廉,一些人便劝他经营产业赚点钱,为子孙后代着想。徐勉回答说:“人遗子孙以财,我遗之以清白。”子孙有能力,不用我给他们留也能致富;子孙若无能,我给留下再多的钱财都没用。徐勉把人格风范传给子女,这对今天某些不知教子、只知敛财的官员是有所启示的。

孔光、吴隐之、徐勉等人做秘书期间,虽手握大权但不滥权,不仅履行了职责,还能“出淤泥而不染”,赢得生前身后之名,其境界是那些抱着“权力不用,过期作废”心态的官员远不能及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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